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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per’s Anti-Inductivism and its Faults
陈晓平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
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即理论内容的增长是科学进步的最为重要的标志。然而，科学理论的内容丰富程度与逻辑概率正好相反，因此，科学的目标不是追求理论的高概率，而是追求理论的低概率，不是追求理论的可证实性，而追求理论的可证伪性。既然归纳推理是确立结论真实性或概然性的推理，所以，归纳推理是与科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因而应当将它摈弃。
然而，当波普尔引入“逼真性”概念以后，他的验证方法便不可能是完全演绎的，或多或少地含有归纳法的成分。此外，他把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作为逼真性概念的理论基础也是错误的。
拉卡托斯把波普尔前期的评价标准分解为“可接受性1”和“可接受性2”，并在逼真性概念的基础上增加了“可接受性3”。可接受性3相当于“归纳地接受”，这样便软化了波普尔学派的反归纳主义立场，而在一定程度上向归纳逻辑靠拢。
Popper maintains that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 e., theoretical conten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im of progress of science. However, the abundance of theoretical contents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logical probability. So the scientific aim is not in pursuit of higher probability, but in pursuit of lower probability; not in pursuit of verification, but in pursuit of falsification. Since induction is the inference that attaches verification or probability to its conclusion, it run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science, hence it should be abandoned from scientific methodology.
However, after Popper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verisimilitude”, his method of corroboration became not full deductive, and included some inductive factors more or less. In addition, it is a mistake for Popper to take Tarski’s truth theory as the basis of his concept of verisimilitude.
Lakatos analyzed Popper’s earlier appraisal criteria into ‘acceptability1’ and ‘acceptability2’, and added ‘acceptability3’ on the basis of verisimilitude. ‘Acceptability3’ is analogous to ‘inductive acceptability’. Thus Popperian point of view of anti-inductivism is softened, and closing up inductive logic to a certain extent.
Underdetermination and Popper’s Falsificationism
成素梅 荣小雪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证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和波普尔的证伪方法，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论述了证据与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随着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原则的确立，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论点（UD）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UD论点既不支持证实原则，也不支持证伪方法。如果认为UD论点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就需要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本文基于对非充分决定性论点的基本涵义和存在类型的分析，揭示不同类型的UD论点与波普尔证伪方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波普尔证伪方法的可行性和历史地位作出重新评价。
An Analysis on the Ont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rld 3”
杜镇远
山西大学哲学系 030006
“世界3”即“第三世界”的理论，是波普尔“复光”形而上学的伟大创造，堪称现代西方哲学中一座引人注目的高举。
一、人是“世界3”的产物
从宇宙演化的层次看，“世界3”的出现是继大爆炸(世界1，物理状态的世界)和人类产生(世界2，精神状态的世界)之后，自然界最伟大的飞跃。在这里，“世界3”即客观知识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可以约略等同于“文化”或“文明”的含义。“世界3”理论的提出，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支看待人的存在。仅从科学的观点，可以把人视为超巨型的基本粒子(夸克、子、电子等等)系统，或具有极其复杂的中枢神经网络的有机体，等等。但这显然是不确切，不得要领的。按照“世界3”的理论，人之为人，不仅因为它属于“世界2”，即人有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更因为它属于“世界3”即人是文化的产物，文明的存在。
具体说，从呀呀学语的婴儿开始(暂且不把现今所谓“胎教”包括在内)，人的存在就与文化环境分不开。随着体格的不断发育，人总是要有面对各种生存问题，例如，家庭关系，母爱、学校教育和社会活动，等等。正是在尝试散种种方法来解决生存难题的过程中，从幼少年、青年真到成年，才逐步形成每个人物有的人格。正如波普尔说：“文化的进化用不同的方式即通过世界3的对象继续遗传的进化”。(?自我及其大脑?，特引自?重读波普?，P，367)，“我们仅仅是在同世界3的相互作用中成长并且变成我们自己”。(?思想自传?，P，208 )
“世界3”是宇宙演化中迄今为止高层次的客观实本，这就凸现了人作为是一种文化产物的物征。虽然，人的精神创造了“世界3”然而，从现实性说，正是“世界3”造就了人的存在。不论属于同一种文化的独特的个人，还是属于不同文化的物定人群，都是一定的人类文明的载体。就是说，人是“世界3”的存在。
二、客观知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看，“世界3”的理论宣示，文化观念，特别是科学文化对当代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波普指出：“当代哲学的一个严重错误是看不到这到事物——我们的成果(指“世界3”即客观知识——引注)——尽管它们是我们精社的产物，尽管它们与我们的主观经验有关，却也有客观的方面”。(?思想自传?，P、206—207)这就是说，必须
把知识同仅仅是主观的经验区别开来。客观知识具有无可否认的本体论地位，这正是波普尔的伟大创见。
波普尔在发表“世界3”理论之初(1967年)，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他说，假如我们所有的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显然，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我们的世界会再次运转”。然而，如是“所有的图书馆也都被毁坏了”，“我们的文胆在几千年内不会重新出现”。(?客观知识?，P，116)可见，客观知识对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具有存毁似关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科学文化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
无疑，上述隐喻是对二次世界大战诰劫之后重建文明的历史经验的绝炒概括。但依我看，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波普对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深刻预见。首先，它极其敏锐地揭示了现代科学革命的根本特点。这就是：战后蓬勃兴起的横断学科关注的重点是信息，而不现是实体。其次，它相当准确地预见到当代社会向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急剧转变。这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发展中，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就像能源、水和空气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实在要素。隐喻中的图书馆就是“世界3”的形象比喻成标志性替代物。
应当说明，客观知识与信息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通用的概念。知识就是信息。客观知识凝聚着人类已经获取的信息财富。在这个意义上，“世界3”或“第三世界”也就近似于已发现的信息世界。
可以想象，如果离开人类已积累起来的客观知识，我们将经常陷入某咱“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困境，寸步难行。没有“世界3”我们既难以弄清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瓣兴学科群的走势，也无从把握以工厂产业为龙头的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向。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惠勒所说，存在的现实性可能不是量子而是比特(bit)以致于可以说：存在就是信息。
确认“世界3”具有本体的地位，这就表示，客观知识既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又是推动当代文明继续前进的重要源泉。
三、关注可能世界
波普用“世界3”的“自主性”表达了他对可能世界的深切关注。他强调“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客观知识?，P，126)而客观知识的自主性就意味着，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将出现“新的预想不到的事实，新的预想不到的问题”。(同前，P，127)这就是说，我们总是生活在某种可能状态的境况中，而关注可能世界也就是给偶然性、不确定性以应有的地位。
今天，当一些哲学作者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绞尽脑汁，争论不休的时候，不应忘记，波普尔在许多年前就率先探讨了虚拟世界的科学和哲学根据。他指出，客观知识世界是具有“生命”的世界，知识的进化像树一样有着极为多向的分枝。“世界3”的“自主性”表明，客观知识在其发展中存着无限我的可能性。“知识之树”提示 们，不应固守陈规和现存事物，而应关注种种预想不到事实和问题，预测将要出现的各种可能事态。
例如，自然数理论。它一经被我们发明，就有几乎无穷多的问题和发展的可能性，奇数、偶数、素数、哥德巴赫猜想，以及中国人在古代就已发现的 定理，等等，等等。
对可能世界的关注是当代哲学思想的重大进步。过去，哲学家们总是在现实和理念之间徘徊却又苦于找不到由此到波的通路。他们中多数人的眼光往往局限于现存事物，并对必然性表现出根深蒂固的贪偏爱。现在，“世界3”的自主性物征引导人们找到了一座从现实过渡到理念的桥梁。我们总是在正视种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中，通过选择某种可能性，从现存世界一步一步地走向理想世界。尽管我们不可能第一步都成功，但我们经过可能性之桥，总是在前进。
对可能世界的关注，要求我们将眼光转向未来。在可以想象的宇宙演化的时间尺度内，不存在世界末日，只有无穷多的进化分枝即可能性。“世界3”的自主性预示了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乐观前景。人类拥有光明的未来。
重要的是，我们不只生活在现存世界，而且生存在可能世界之中。对意想不一的可能性的忽视，往往导致巨大的灾难。因此，人类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对可能世界进行充分的研究。这是提高人类自主能力，预测能力，生存能力的必要条件，是从现存世界通向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
波普“世界3”的理论创造表明，哲学不只是黄才起飞的猫头鹰，它更应是晨报晓的雄鸡。
附记：1980年11月，全国第一次波普学术讨论会时，笔者提出了“世界3”提出了什么问题?”的短文，(见 《复旦学报》，1981年第2期)。许多年过去了，发现我国学术界对“世界3”理论，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愤慨系之，故再作以上陈述。
Popper’s Conception of Social Science
段培君
中央党校哲学部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波普的社会科学概念有三方面的特征：有限理性、规范律与自然律的结合、科学理性与自由民主的某种统一。波普试图用这三方面的特征对社会科学概念进行界定，其基本定位是在科学与自由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科学与自由的联系中对社会科学的性质作出说明。本文认为，波普的这种定位比纯粹科学主义的或纯粹自由主义的定位都更为可取。
Popper on Open Society
顾 肃
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
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和试错法出发，批评了乌托邦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虚妄和危害,指出人们无法预测社会的长期发展规律，而应立足于逐步的社会改良工程。封闭社会是巫术的部落的禁忌的社会，而开放社会则是向批评和个人判断开放、提倡理性、反对盲从的社会。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不是奢望完美的好人统治，而是通过自由的批评限制政府权力，通过合理的权力制衡来防止坏人做坏事。
Abstract:
Starting from critical rationalism, Karl Popper pinpoints harmfulness of Utopianism and perfectionism, stresses that people cannot predict long-term law of development in a society, what they can do is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Closed society is magical, tribal and collectivist one that relies on authority and taboos, while open society welcomes criticism and individual judgments, insisting on reason and opposing blind obedience. One of basic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is not always to anticipate the rule by good men, but to set up institutions that limit government power through check and balance of powers and free criticism.
今天我们纪念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1902-1994）诞辰一百周年，不仅要重温他在科学哲学、逻辑学、认识论等方面提出的以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为核心的许多独到见解，而且有必要强调他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他关于开放社会的论述。波普尔出生于犹太血统的家庭，原籍奥地利，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据他在自传中说，1919年，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自称在这一年认清了以前所信奉的像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等等不可证伪的理论的伪科学性质。他本人的政治立场经历过从同情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1937年，波普尔去新西兰任教，1946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执教，从此便一直定居英国。他赞赏他所移居的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好、最容易统治的国家”。波普尔尤其憎恨纳粹主义的倒行逆施，坚守自由民主主义的立场。他在发表了《科学发现的逻辑》等科学哲学的名著之后，根据对西方民主国家与法西斯主义等等制度的对比，于1945年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本人因为这部上下两卷的著作而于1964年在英国被授予爵位。1957年又发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对社会历史理论作了简明扼要的清理。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虽然主要收集了他的科学哲学论文，但在该书最后几章也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的政治哲学把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提出了以逐步社会工程为特点的社会改良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在今天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
乌托邦主义与完美主义之虚妄
波普尔的社会政治哲学以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推论的基础，而他的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１８纪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启发和对休谟问题的回答。休谟认为，自然法学说中的概念十分含混，因为这种学说把一些并无绝对确实性的命题说成是普遍的必然的真理，说成是自然和道德的永恒法则。在休谟看来，只有结论对前提具有逻辑关系的命题，即逻辑和数学的命题才能提供必然的真理，它与经验事实无关。一切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都以归纳法为基础，而归纳法得出的关于事实的命题并不具有必然性，它只是出自人的心理习惯。此外，所谓自然权利、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念，它们既不能从逻辑推理得出，也不能用事实证明。由此出发，休谟否定了自然法学说的整个真理性基础。
波普尔从休谟提出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不同意休谟用“习惯”对归纳推理所作的心理解释，同时也不赞成传统的认识论观点，而是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认识论。在波普尔看来，人的认识和知识是可错的，即人们关于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往往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无权宣称自己的知识是绝对真理。像牛顿力学那样曾在长时期内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真理，由于科学的新发现而被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取代，所以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可反驳的。至于科学性的标准，波普尔认为，只有那些可证伪的命题才是科学的，而像同义反复和列举了一切可能性或模棱两可的命题，都无法检验，因而是非科学的。他认为，人们的知识不是从纯粹的观察开始，而是从猜想开始。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或感知不是被动地“被给予的”，而是主动探求的结果。因此，人的认识所遵循的方法是试错法，即从问题开始，经过尝试性解决，消除错误，然后又提出新问题，人们通过尝试和消错，通过猜想和反驳来取得知识的进步。这就是“从错误中学习”的方法，它要求人们宽容异己，通过不断的批评来认识真理。这也正是一种批判的理性态度。
这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学说为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以此来反对一切权威主义，提倡批评主义，提倡对一切批评开放的“开放社会”，反对压制批评，屈从于迷信、神话、权威和教条的“封闭社会”。波普尔还把他的试错法应用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批评从自然科学移植到社会科学的所谓“历史决定论”,认为这种理论奢望可以像天文学长期预测日月食一样预测人类社会遥远的未来。波普尔强调人们不可能预言人类未来的历史进程，也不能通过某种合理的方法预言人类知识如何增长，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建立在历史预言基础上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历史本身并无规律和必然性可言。甚至像汤因比所着迷的关于文明发展规律的那种典型的历史决定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波普尔的这些理论都用于论证他的社会和政治改良主义。
波普尔的试错法和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使他在理论上排除了关于理想国家和美好国家的计划，排除了对整个社会进行大规模长期改造的计划，因而他极力反对乌托邦主义，主张所谓逐步社会工程。波普尔批评自柏拉图以来的各种乌托邦主义，认为其目的和计划是要实现尽善尽美的社会，首先确定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最终目的，因而这是以一种信仰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然而，这种绝对不变的理想固然很吸引人，而且优美动听，但却是危险而有害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主义的主要特点便是极端的彻底主义，要求人们按照完美的理想彻底地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所以波普尔又称这种彻底主义为唯美主义、完美主义和浪漫主义。[1]这种彻底主义所提供的理想蓝图和实现手段根本无法用科学方法来了解和证明，因而也不能用说服的方法加以实现，只能诉诸暴力的压服手段。它要求彻底地“洗净画布”，完全从开头来起，认为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国，就必须先铲除一切现存的制度、传统和机制，洗清一切现存的观念、习惯和生活方式，因而必须对社会和人进行净化和驱逐，比如柏拉图便要求把青年赶到农村去，以免受旧社会和父母的影响。这种纯粹的理想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没有理性的约束，那就可能导致某种危险的歇斯底里。
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理想社会的蓝图只有极少数所谓预言家才能说得出来，多数人则只能听从这些少数人的安排和说教。其计划也不是诉诸人的理性，而是诉诸人的感情，不是交给人民去自由讨论，而只能从房顶的喇叭来宣布。而且，既然要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就要求少数人进行集中的独裁统治。即使是仁慈的独裁者，也无法知道自己的统治结果是否与仁慈目的相符合，因为其统治方式是不鼓励人民批评政府，因而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当人民对长远的完美计划究竟能否实现产生疑问时，极权主义者便加强说教，多方肯定仁慈的独裁者不但全知，而且全能，高瞻远瞩，以致成了神。因此，乌托邦主义必导致权力的集中，但又不能集思广益；权力越集中，批评越少，自由越少，知识就越不能进步。
波普尔认为，从人本主义的伦理目的来说，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这一代人为未来遥远而渺茫的理想作出牺牲，不能为了未来而忽视现在这一代人的平等权利和福祉。而且，过于长远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靠一代人实现，仁慈的独裁者便不能不在生前选择和培养忠于其计划的继承人，但这样的人又必须是和他一样品质高尚、智慧超群的人。可是，培养未来政治领袖的柏拉图式的教育任务，往往又超出了教育所能胜任的范围，被培养者难免不是一心篡权的野心家，未必会在继位之后按原先的既定计划治理国家，从而也使乌托邦的理想付之东流。这样，波普尔就成了２０世纪对两千年前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著名思想家。不仅如此，他甚至批评像功利主义者那样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观念，认为这也属于纯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它就像“最完美的国家”一样不能用科学的论证来加以证明和检验。因此，传统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与乌托邦主义一样容易导致仁慈的独裁等不良后果。
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对立
在批评乌托邦主义和完美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与其追求不切实际的“最大幸福”的理想主义原则，倒不如提倡“所有人最少的可以避免的疾苦”。因为幸福是个人的事，使他人幸福的做法往往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要求他人承认我对幸福的判定。所以造福于人民不应作为公共政策的内容。倒不如用否定的形式来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即消除可以避免的疾苦，而不是创造无法把握的幸福，正像科学认识的任务是尝试性地消除错误，而不是获得永恒真理一样。因此，逐步社会工程的主要任务不是柏拉图那样“无所不知”的理性，而是以“最少疾苦”作为其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即尽可能地消除各种社会弊端，消除最迫切而又可以避免的苦难。比如失业、贫穷和改革教育、扫除文盲等等，这一切是既看得见，也是容易办到的。而对于个人幸福等等问题，则可放到“放任主义”的范围内，由人们自己去实现。
波普尔进而论述了他的逐步社会工程与乌托邦主义的几点重要差别。比如，乌托邦主义提出的是永恒、终极的“社会理想蓝图”；逐步社会工程则主张零星的逐步的改进。它用试错法逐步消除点滴的错误，这样的社会零星改造，即使错了，损失也不会太大。特别是逐步社会工程不像乌托邦主义那样采用暴力的手段，而是采用温和的改良的方法。因为和平改良的手段社会阻力小，容易被人接受，它先建设后破坏，不致推翻历史文化传统，以一种批判理性主义的态度切实地为社会消除祸害，通过民主协商取得公众的赞同。总之，逐步社会工程是与乌托邦主义相比较为切实可靠的合理的社会改造方案。
波普尔的这些论述是与在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的鲜明对比之下展开的。他详细地分析了柏拉图政治理念所表述的那种封闭社会的特征，指出这种社会理念和形态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曾经源远流长。他这样简明地定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2] 封闭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一、它是巫术的、狂热的或充满偏见的社会，反对理性，提倡盲从。“原始部落或‘封闭社会’由于它处在固定不变的禁忌、律法和习俗的巫术圈子之中而具有一种典型的神秘态度。这些禁忌、律法和习俗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就像太阳升起、季节交替或自然中同样明显的规律一样。”[3] 波普尔在此强调，必须把太阳升落之类的自然规律与人类的规范、禁律和命令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后面这一类是人们约定或制定的，因而是可以更改的。以巫术一样的态度对待律令，使之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或禁则，正是封闭社会的特征。二、封闭社会还迷信于权力和权威，将权威和权力所规定的管理制度置于个人之上，不容许个人有所判断。三、封闭社会“以部族的禁忌和极权主义的个人无责任来取代个人的责任”，而反对这种态度的个人主义者则必须坚持，国家的道德一般相对地低于普通公民的道德，因此，国家道德应该由公民来控制，而不是相反。[4] 这就是说，封闭社会以控制公民生活为主要目标，而不是给公民以个人选择的广阔余地，从而使得国家的总体道德以个人的道德判断为基础。所以封闭社会是以个人无条件地服从集体为前提的，只讲集体或集团的利益而否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一个封闭社会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恰当地比作一个有机体。所谓国家有机体学说或国家生物学说可以在相当范围内适用于它。” 封闭社会往往强调个人不能离开这个有机体，而从不注意个人应是集体中最为活跃和创造性的原子，正是这些个人组成了集体并决定了集体的变化与发展方向。而且把社会比作生物的有机体是建立在错误前提之上的。“所以，无怪乎我们看到，把有机体学说应用于我们的社会的种种做法，多半都是为了回到部族社会所作的伪装宣传罢了。”[5]
与封闭社会相对立，开放社会是人民自由并对批评开放的社会。开放社会提倡理性，反对巫术和盲从，尊重个人和民众的自由，让人人都有判定是非和批判权力的权利。权威向人民的批判开放，国家答复人民的批判。从历史上看，封闭社会源于原始野蛮的部落社会，而开放社会则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当然，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是开放社会的萌芽，因为就在古代希腊，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这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雅典民主主义的领袖伯利克利是开放社会的倡导者，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则是封闭社会的理想化。正如波普尔在《开放社会》第１卷的正文开宗明义地引证的，伯利克利的名言是：“尽管政策只能由极少数人来制订，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判它。”而反对开放社会的柏拉图则认为，“高于一切的最重要原则就是每个人，不论男人或妇女，都不能没有一个领袖。任何人的心灵都不应习惯于自作自为；不应出于热情甚至轻率行事。在战争时期和在和平时期中－－人们要把眼睛盯着他的领袖，忠心耿耿地追随他。甚至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也必须服从领导。”[6]波普尔尤其推崇伯利克利著名的《葬礼上的演说辞》，认为这些话语尽管发表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前半个世纪，但却不仅是对雅典人的赞扬，而且表达了那个伟大时代的真正精神。“这些话语表明了一位伟大的平等主义的个人主义者，一位民主派的政治纲领，他十分理解民主不可能用‘人民应当统治’这个没有意义的原则来说清楚的，民主的基础必须在于对理性的信念，在于人道主义。同时，这表达了真正的爱国主义，表达了使一个城邦负起责任作出榜样的正义自豪感；这个城邦不但已成为希腊的学校，而且我们知道，它已成为人类的学校，不但对于遥远的过去而言而且对于未来而言。”[7]
波普尔指出，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显然可以描述为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最深刻的革命。“当我们说我们的西方文明源出于希腊时，我们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指的是，希腊人为我们开始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8]他反复强调这种过渡或转变的伟大意义，甚至要求西方文明本身也必须完成这种转变。
政治自由主义
波普尔自称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这是指以批判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以古典时代的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旧自由主义。古典理性主义者培根和笛卡尔分别以经验或理性为权威，以取代圣经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他们强调平等、自由，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认识了真理就有了自由，并把这些主张从认识论领域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从而为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政治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但他们未能解决权威主义的问题，反而自己陷入新的权威主义之中。这是因为真理并不是自明的，而是难以获得的，当一般人得不到真理时，就又转向迷信个人权威，从而导致认识论上的权威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重新抬头。所以这种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如同其反面的悲观主义一样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由于真理不是显现的，这就不仅需要解释和证实，而且始终需要再解释和再证实。“需要一种权威几乎日复一日地来宣布和规定什么是显现的真理，而这权威可能学会随心所欲地、玩世不恭地做这事。许多丧气的认识论家将脱离他们自己以往的乐观主义，而在悲观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辉煌的极权主义理论。”[9]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与其认识论和开放社会的理论密切相关。他认为历来政治哲学家把“谁应当统治”的问题视为根本的问题，但这却造成了长期的混乱。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以“最美好的国家”和“最美好的政府”为前提的。在他看来，思想家不应受最美好的国家或好政府的迷惑，而应考虑坏政府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和努力建立一些可以防止坏政府干坏事的制度手段。因此，取代“谁应当统治”的问题的，应当是“我们如何组织一些政治制度来防止坏的或不称职的统治者干太多的坏事”，也就是使统治者不断地从错误中学习，通过对政府工作实行自由的批评和讨论，以便对统治者加以控制，不求其总是做好事，但求其不敢或避免做坏事。[10]
波普尔的政治自由主义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某些思想，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有秩序的国家，是因为国家可保护他们的自由，国家是防止犯罪，防止侵略的社会，因而这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国家观。但在赋予国家以保障的职能之后，它就可拥有巨大的权力，也就必然会有滥用权力的危险。所以又必须限制国家权力，只有受自由公民所控制的国家才能为公民提供合理的保障。由此可见，国家是必要的祸害，既要发挥其保护公民自由的职能，又要时时提防它为非作歹。像在论述逐步社会工程理论时一样，波普尔不是用肯定的方式来论证国家的目的是至善或最大幸福，而是用否定的方式来说明国家只是为了防止人们的自由受到侵犯。在波普尔看来，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法律结构问题，而不是由谁来统治的问题，寄希望于品德高尚的好人统治的问题。与其迷信某个统治阶级的优秀品质，倒不如建立好的控制统治者的制度，使之难以干坏事，滥用权力。再好的统治者都可能走向腐败和滥用职权，而有了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即由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有效的控制，就可能迫使坏的统治者不得不做些符合民众利益的事情。所以波普尔坚持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他把此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剃刀”。[11]
当然，波普尔不是绝对主义者，他不相信政治自由和政治制度是绝对的，万能的，而认为最好的制度也可能受到破坏，不会一劳永逸地良好地运作下去。他提出了通过批评和纠正错误来保护民主制度不致腐败。绝对的自由也可能导致奴役。所以个人自由不能扩大到侵犯他人的程度，也必须适当加以限制，以保护每个公民不伤害他人的那些自由。波普尔强调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应该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对政府权力时时都有必要加以限制，所以也有必要在长时期内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政府以内与政府以外之间作出区别。由此出发，波普尔也改变了近代主权不可分的学说，而这又与对“谁应当统治”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把“谁应当统治”当作根本的政治问题，那就必然要得出统治权力是根本的、不受制约的结论。但如果以“防止统治者干坏事”取代“谁应当统治”的问题，即以“对统治者加以制衡”的问题取而代之，那就可以认为主权并不是在本质上不可分，因为统治者所掌握的权力必须由被统治者的力量加以牵制、平衡。在波普尔看来，关于至高无上的主权学说只是一种假定，因为即使最有权力的暴君也得依靠其幕僚、走狗、警察和门客，因而权力也部分地与这些人分享。事实上，纯粹不可分的、至高无上的、不受牵制的主权并不存在。因此，统治的权力应受到其他权力特别是被统治者的力量的制约，这是符合理性的可行的政治原则。波普尔在此继承并发展了洛克、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的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学说，所不同的是，这些思想家主张政府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分权，而波普尔则强调政府与人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约，而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害人民的自由。
总的来看，波普尔倾向于民主制度，但不认为民主即等于多数统治或人民主权，因为这后两者都是自相矛盾的主权学说。在他看来，民主制度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政府，它能够用不流血的方法（如普选）通过一些可使被统治者罢免或撤换统治者的社会政治制度来更换政府，民主社会的传统也使当权者无法破坏这些制度。而与民主制度相对立的专制制度则只有通过暴力和革命的方法才能撤换政府。波普尔说，我们愿意通过理性的讨论来解决分歧，但如果在事实上不得不生活于专制统治之下，那就要面临“容忍的矛盾”。容忍异己本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容忍不能扩大到不容忍的人，否则就会破坏容忍本身。因此，我们有权利在必要时对不容忍者采取暴力。总之，民主制度的真正重要之处不在于其政策比专制的政策有多高明，而在于它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它实现的一种自我调整的机制。
从历史来看，西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从英国洛克的政府权力制衡理论发展到法国卢梭式的人民主权的革命思想，但在资产阶级革命相继成功、取得统治地位较长时间之后，则基本不再使用人民主权的提法，而是采取比较温和的改良主义立场，主张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某些限制和不断的点滴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和暴力来维持其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运作。波普尔的整个政治哲学便是这种政治态度的一种反映，他对专制主义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二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当然也包括他所理解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制度，以此来反衬他对开放社会的理解、颂扬和阐述。而他对西方两千年来整个乌托邦主义思想的批判也提出了一些很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但最终也是为了证明现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他的逐步社会工程的改良主义方案是唯一可行、合理和通向全民幸福的道路。波普尔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定捍卫者，通过对开放社会和政治改良主义的详细论述和对乌托邦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深刻批判而确立了自己作为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的地位。
注 释
[1][2][3][4][5][6][7][8]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伦敦1962年英文版（中文版杜汝辑等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5, 173, 57, 113, 173, 7, 187, 175页。
[9][10][11]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第11-12, 491, 499页。
Falsificationsim an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何亚平
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本文分三个部分：一是肯定了证伪主义的积极意义不仅仅是对逻辑实证论的扬弃，更重要的是对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观的彻底否定；二是强调了科学文化的理性基础，就在于明确地认识到，科学事业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过程，它与证伪主义的理念是一致的；三是重点论述了，对于曾经有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思想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默顿的有条理的怀疑论，以及科技文化所强调的科学理性，都是粉碎“唯上、唯圣、唯书”思想牢笼的利器，也是使创新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必需的思想武器。
On Popper’s Cultural Philosophy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卡尔·波普尔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社会政治哲学家、历史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西方有人称他为“继康德以来最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家”，我个人也认为波普尔是20世纪少有的几个体系哲学家之一。从文化哲学的视域来看，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有自觉意图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元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就是他的文化哲学。自波普尔开始，科学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潜藏着一种趋势——文化的转向。
波普尔的文化哲学主要包含了元哲学、科学哲学、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以及理解理论。
波普尔的元哲学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什么是哲学？什么不是哲学？用波普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怎样看待哲学？我不怎样看待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波普尔哲学就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反响的产物。同样，波普尔的元哲学思想也是批评逻辑实证主义元哲学的产物。
科学哲学是波普尔文化哲学的主要部分，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三个问题——即“康德问题”、“休谟问题”和“波普尔问题”。《客观知识》一书标志着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从孕育发展成完整的系统，标志着批判理性主义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扩展到本体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1，2，3理论是波普尔对其科学发展的模式的必然拓展。波普尔运用他科学哲学中的原则和方法，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观。波普尔对“康德问题”的解答在科学哲学上引起的后果是划分科学与伪科学，在政治哲学上的后果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他对“休谟问题”的解答在科学哲学上引起的后果是反归纳主义和反归纳方法，在社会政治哲学上的后果则是反“历史决定论”，反整体主义；他对“波普尔问题”的解答表现他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科学知识的发展问题，在社会政治哲学中，他关于社会历史的主题也就是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可以说，波普尔对众多科学哲学问题的解决为他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这主要表现在：前者的方法论表现在后者就是政治学中的科学方法；前者的科学知识增长图式表现在后者则是“开放社会”的建构；前者的科学知识进化论表现在后者就是反对社会革命，主张所谓的“渐进的社会工程”；前者的“证伪”与“证实”的逻辑不对称性，表现在后者则是“增加幸福”与“减少苦难”的逻辑不对称性；前者的“科学始于问题”，表现在后者的社会政治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等等。波普尔的社会政治哲学正是由他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和他的科学哲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波普尔社会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大概包括“悖论群”（以阐明民主、自由、宽容的意义和作用为要旨，是为波普尔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开放社会”的建构、“渐进社会工程”，等等。波普尔的历史哲学分为两个密切相联的组成部分：一是他对历史决定论的理论重建和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另一个就是他在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历史哲学学说。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贫困主要有两点：一是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的贫困，二是立论依据和逻辑论证上的贫困。两者相互为用，互相激励，从而把这种贫困放大为明显的失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波普尔将其科学哲学上的失误嵌入了他的历史哲学。
从波普尔对绝对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展开不遗余力的毁灭性的批判来看，他的哲学又具有后现代因素，从而为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波普尔的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影响很大，尤其在西方的科学哲学史中占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是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从而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局面，迎来了流派杂然纷呈的繁荣景象，也推动了科学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的日趋融合。
On New Experimentalism
胡新和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波普尔是颠覆逻辑经验主义的从经验出发构造理论框架的第一人。对康德哲学的偏好和理性主义倾向，使他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认为科学不是从经验和观察出发，而是从问题和猜想出发；科学理论不过是解决问题的尝试性假说，它超越观察，不能从证据中推导出来；假说演绎法才是获取知识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当然，波普尔并未全盘否定观察实验的作用，实验虽然不能证实，但可证伪一个假说，在此意义上亦可称为具有“判决性”地位。
波普尔首开轻视实验之先河：实验不能对经受检验的理论加以肯定，不具备下面的作用；观察依赖理论，理论总是超越观察。此后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更是协力推进观察实验依赖理论的思想。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取决于约定，与实验检验与关；库恩的范式是一种更大范围和更为彻底的依赖；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和“不可通约”，更是取消了科学所独有的方法和传统；而贝耶斯主义中用于评价的背景理论假定由于是通过先天概率引入的，因而也可纳入理论依赖的传统。
极端的理论或者范式依赖的科学观不可能不引起强烈的反弹。其主要代表即“新实验主义”，代表人物有伊恩·哈金，富兰克林等。他们提出：实验能够有独立于大范围、高层次理论的“自己的生命”；可以无需求助于大范围的理论即可确定实验效应的实在性；可以把科学进步看作是实验知识的不断积累，从而重新确立科学的累积进步观。
新实验主义的一个支撑是案例研究。通过法拉第的电流的磁效应实验、赫兹的电磁效应和哈金关于显微镜放大作用的分析，新实验主义者试图说明他们的实验观察代表某种实在的东西，而无须高层理论的介入。
新实验主义的另一个支撑是黛博拉·迈约关于严格的实验检验的思想。其中心是实验如何证明断言的具体方法，要点为：即使已排除了各种可能错误的断言，也只能说一个断言得到实验的支持；即使一个断言受到严格的实验检验，也只能说它得到了实验的验证。对一个断言的严格检验必须是：如果它为假，它就通不过这个检验。按迈约的观点，可通过严格检验实验定律（而不是高层次理论）而确认它们。科学知识的成长可以理解为这些定律的积累和扩展。
实验使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实验常常也会引发新的革命。因而，实验结果并不总是依赖理论或范式，而是以独立于理论的形式维持其生命，其产物也成为对于理论的主要约束。这正是科学中最为独特的部分。新实验主义由此部分地复辟了实证的观点，使科学哲学重新脚踏实地，并试图构建为一种普遍的科学进步观，乃至于科学观。
新实验主义无疑是对于极端的理论统治进路的一贴有效的矫正剂。尽管现代科学愈益抽象，愈益理论先行，但这决不意味着贬低实验的作用，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现代科学离了实验验证，就真成了仅仅是时间在前，而没有任何因果力的东西，成了空中楼阁。“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么它便和 propter hoc 等同了。”理论的基础是因果性，目的也是提供因果性说明。但这种因果性恰恰是实验提供的。
当然，新实验主义要否认理论有独立的生命，要走极端实验统治的老路，怕也是行不通的。单纯的实验进路和理论进路，都不足以给出一种统一的科学观。
Mental Implications of Falsification
姬志闯
河南大学政治系
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其哲学思想体系庞大，在各个领域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而能够在科学哲学界产生所谓的波普尔理论“不可能拒斥”的“心理障碍”的，是其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否证论”所带来的科学精神力量。
20世纪二十年代，波普尔经历了由相对论量子力学推向高潮的“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尤其是在1919年的日蚀观测以不足一角秒的差别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之后，被科学家当作宇宙奥秘极答案而顶礼膜拜的牛顿经典物理学突然坍塌，不仅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科学观的破产，也促使波普尔在惊讶和震撼之后做出了结论：任何科学理论都可以被证伪。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否证方法论、科学分界P1→TT→EE→P2R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三个世界理论。
“否证论”和科学分界论首先打破了源于古希腊而又近代科学纵容的“科学—真理、科学—无误”迷信。任何科学理论都可能包含错误。波普尔由此提示并剖析了贯穿科学史的基本矛盾：真理如谬误。对科学中真理和谬误根源及关系的追问使得波普尔构筑了他的科学发展模式即“问题—猜想—反驳—问题”，这也就破除了因于近代科学挣脱经院哲学束缚后形成的迷信：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来自观察，并进一步用1919年蚀观测从理论推演出的事实之例，揭露和剖析了科学发展中观察和理论的矛盾。
1、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是科学创造的动因和科学批判的前提。对传统形而上学科学观和两大科学迷信的质疑，使得波普尔深刻反思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的原则，得出了一切科学理论都可以被证伪这一惊世骇俗的结论。证实只是使理论符合于经验，而证伪就要求不断的否证旧理论，建立新理论。因此，否证本身就是理性的怀疑，就是科学动态发展模式图式中“猜想”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就是对科学创造性的张扬。
2、批判精神 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过程是竞争和选择的过程，各种猜想经过批判性讨论的竞争，由经验进行批判选择，少数辛存成为理论。科学就是不断否证、不断批判，科学就是在批判谬误中前进。科学要求批判精神，要取于批判权威。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还说“在知识领域中没有不想批判开放的东西。”因此要敢于批判自己。同时，波尔还强调“理性批判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个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
3、向错误学习和敢于犯错的精神 波普尔的否证论摧毁了绝对无误论的统治，开辟了可错主义时代。他深刻剖析了真理和谬误的矛盾关系，指出任何理论都包含着可能的错误，科学就在批判错误中发展的。并因此要求科学的对待错误，敢于犯错，从错误中学习，在错误中成长。
科学精神是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工作者的灵魂。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虽然有其偏激和不妥之处，但其所蕴纳的怀疑、批判和可错、从错误中学习的科学精神，仍然对我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科学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应不应怀疑？应不应批判？如何批判？是继续传统文化的完整惯性，还是实行合理的现代移植和嫁接？又如何面对其中出现的各种不利和失误？能否正确处理问题关乎我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成功与否。
Popper’s Theory of Knowledge in China
金吾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波普尔的知识论与他的哲学一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涌进中国。中国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的主题就是波普尔科学哲学讨论会，时间是1981年秋天。一段时间内，波普尔成为中国学者所特别关注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知识理论和证伪主义方法论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样在中国学术界，尤其在青年学者中得到广泛传播，也引起深刻的共鸣与认同。
本文将就波普尔的知识论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作一简略回顾，以表示对这位20世纪伟大哲学家的深切怀念。
波普尔对知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而巨大的贡献。正是波普尔，打破了逻辑实证主义者们精心编织的科学知识的静态罗网，使知识研究驶向动态的历史航程；正是波普尔，把认识论研究转向对科学知识增长的研究，使知识论成为研究知识的发现与增长的理论，并建立起了呈严密理论形态的科学发现发展的方法，即“猜想与反驳方法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证伪主义方法论。
波普尔的知识论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知识是猜测性的，可错的。波普尔常常谈到爱因斯坦。“按照爱因斯坦新的引力论，一切以往关于科学工作和科学知识的本质的看法都是错误的。科学理论总是假设性的，总是要被更好的理论所取代。”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消除错误的批判方法进行学习。波普尔认为，“哲学的真正任务是批判地检查我们通常意识不到的哲学偏见，在需要纠正的地方就纠正这些偏见。”[2]
波普尔关于知识的观点直接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关于知识的经典定义提出了挑战。柏拉图提出，“知识是证明了的真的信念”，直到英国哲学家艾耶尔给出的知识的定义都是：
某人S知道命题P
当且仅当
（1） P是真的；
（2） S确信P；
（3） S相信P是经过证明的。
但是在波普尔那里，（1）P是猜测性的；
（2）S要反驳P；
（3）S相信P是可以否证的。